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底，广播中循环播放苏联正式解体的新闻。

        周敬霄将开始本周最后一次腺体康复训练，兰春信告诉他，苏联研究所要关闭了，她近日会离开这里前往欧洲，今后如果有需要，他可以去找她。

        兰春信是周敬霄父母的同事，这几年一直在帮助他改善腺体，只是效果远无法达到他们预期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娜塔莉娅——”她对着门外喊，一个像洋娃娃的小姑娘跑进来，喊着：“就位！”

        接着打开手持相机，用英语说道：“一九九一年，十二月二十八日，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次训练记录，开始。”

        然后站在一边，将镜头对准周敬霄。

        无论记录了多少次，娜塔莉娅看到周敬霄戴着沉重的机器颈环进行信息素控制的场景，都会不自觉地紧皱眉头，虽然她没有腺体，但是每次周敬霄做完训练，都会疼得没办法自己站起来，痛苦程度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    兰春信记录下最后一组数值，这次的控制训练终于结束。娜塔莉娅呼出一口气，等周敬霄缓过来。

        她将摄像机放在桌子上，调整好角度，每次训练之后的谈话往往涉及到下一步的康复计划，所以也要录下来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嗨。”门口探出一个人，高大的个子，白头发，戴着一副细框眼镜。娜塔莉娅小声惊呼：“周先生，你来了！”

        第一次见到周清颐的时候，她还以为他和自己一样有斯拉夫人血统，结果他是中国人，头发的颜色是天生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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