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文青蒹记得，转折是在1992年之后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年春节前，厂里开始传出风声，说“体制改革”“优化结构”，她父亲最初不信，认为“国企不会随便砍技术骨干”。结果很快，车间主任换了几批，工会主任自己偷偷外包出去开五金厂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还记得那年夏天，父亲一次醉酒回家，脸红得像煤火，推门就吼：“他们一边叫我们转型，一边把我们像烂铁一样扔掉！我三十几年书白念了是不是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再后来，他成了“下岗工程师”之一。没了编制，没了工资，靠接些小修小补、私人焊接图纸的活养家糊口。

        那时家里冷到夜里锅碗都冻上霜。

        母亲袁梅，原本在沈阳的国营大饭店当帮厨，下岗时才三十多岁，手上是剁得满是老茧的刀功，心里却什么都没了。青蒹记得那年他们一家蜷缩在十平米的筒子楼里，窗户封着塑料布，水龙头冻得拧不开，妈妈把被子塞进煤炉上方的木架里烘，一边烘一边哭。

        就在那时——1993年冬，澎湖寄来的那封信像一根救命的绳子。

        署名：文思淼。

        文青蒹那时10岁，靠在厨房门口，看到父亲一边读信，一边哭到把眼镜摘下来，捂着脸发抖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记得他念出那一行字时，嗓音像是破掉的铁钉：

        “若自杭不在，盼一见儿孙，见是见，非为偿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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