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岸那天，她穿着红色羽绒服，脸冻得通红，远远地看见码头上站着一个穿中山装的老人，背有点驼，眼里全是泪。手里提着一篮子温热的花生糖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青蒹，”他说，“你叫青蒹，对吧？我是你太爷爷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那时不知怎么叫他，只是看着他，像看着一张照片动了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 文思淼果真已衰老不堪。她记得他第一次见到他们，话都没说出口，泪水先流了下来。她小时候怕他，因为他不笑，说话也慢。直到后来才懂，他不是冷，而是一生习惯了背对风声站立。

        那一年来到澎湖，她睡在文思淼床边的小藤椅上，夜里听他说台湾初来乍到的故事，讲他背的枪、爬过的山、看过的尸体、印过的每一张身份证副本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二年冬天，文思淼安静地走了。去世时表情安详，想来是去了彼岸与旧时的妻儿团聚。火化那天，马公港整整有七个退伍老兵来送行，穿着旧军服，戴着白花，鞠了九次躬。

        文昱一家人则是再也没有回沈阳，就在澎湖驻扎下来，一晃八年过去了。袁梅把太爷爷的复印店改造成了餐馆，苹果妈妈小食堂就这样诞生了。文昱则为了小餐馆开始跑运输，四处去台湾本岛进货。

        她现在十八岁，身高已经超过母亲半个头，胸前发育得让人侧目，画作展到台北、北京、东京、纽约，可她仍然住在这个熟得像身体一部分的老房子里。

        她的脚丫踩上水泥阶梯，脚底贴着那种有点粗糙、有点旧旧潮潮的地砖触感，每一层都像是一道记忆的门。

        二楼，曾祖父生前的房间还在，老式推窗，藤椅落满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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